崔健激情阐释追求梦想 做电影是长期一个愿望
转载自2007年03月23日 南方都市报

 

  晚上9点半,崔健的导演处女作《修复处女膜时代》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的“中博之夜”上公开放映,我们的对话发生在放映之前。

之前的崔健被一群香港记者包围着,谈的话题大多与中国摇滚有关,还有不少记者拿着关于中国摇滚的报道专题给他看,希望他给予评价和指导——这个时候,他是中国摇滚之父。

一个小时后,当导演陈果在说到崔健短片拍摄的时间太长、太辛苦时,崔健低着头不断摩挲着双手……这一刻他确实像一个等待评判的新人。当银幕上打出“导演:崔健”的字样时,观众席上有轻轻的笑声:“导演?崔健也做导演了?!”

从音乐人到导演,这是崔健个人的一次转型。我问他,未来会更倾向于电影还是音乐时,他说:“做电影是我长期的一个愿望,拍了电影后我更爱音乐。”

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黄长洁录音整理:实习生李鹤琳陆严

艺术深层的东西是一样的,音乐是想象化的,我拍电影是想把我自己的画面给人家看。

我们受了2000年循规蹈矩式的教育,才华受到了很大非议,总有人说你过分疯狂,过分出风头,脱离道德轨迹。这种东西最起码是无人性的。

摇滚带着我的心、我的血液、我的青春,但他们不理解。现在大部分艺人没太多时间去做艺术,大多数时间都去做采访。

现在中国的高等音乐院校招生,全都考弹钢琴,没有别的行业……就跟超女一样,完全都是想一夜暴发,没有真正对艺术本身的发展感兴趣。人才在枯竭。大家逮一点儿才华就拼命去卖。

拍完那些戏我觉得我要小心了,不能再做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儿。下次再接触电影,我更愿意接触创作,而不是表演。表演是我控制不了的东西。

◎电影界的新学生

有人叫我崔导演,我觉得很别扭,我就是一个创作者

南都:刚刚我们看到《修复处女膜时代》,上面写的是“导演崔健”,你看到导演和崔健连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崔健:刚才凑巧有人叫我“崔导”,我说你别叫我崔导演,有人叫我崔导演,我觉得很别扭。我就是一个创作者,一种爱好。当然在工作组的时候他们叫我导演我也没办法,工作方便。

南都:你还不习惯这个称谓。那你给这个短片打多少分?实现了你当初的一个想法吗?

崔健:本来是拍一个手机电影,3分钟的,素材剪辑是拍了两个三分钟,打字幕的时间加起来是9分钟,但后来实际上我们剪的那个版本,贯穿下来是7分50秒。这个电影我不太满意,因为我是初学者,有很多剪完之后才发现的问题,没时间再去修补。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要经过反复推敲、反复否定,我是靠很多人的经验,靠陈果老师,还有其他摄影师,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我重新剪一版,补拍一些镜头,就会多给点儿分。

南都:你说到“陈果老师”,其实以你的资历,你似乎可以不用这样称呼,你觉得自己是电影界的新学生?

崔健:对。我爱看他的电影,这样叫他就是一种尊重。


◎筹备中的新电影 三种颜色代表三种生活态度

南都:这部短片能算是你第一部导演的片子吗?

崔健:是我的处女作。

南都:接下来你还要拍?

崔健:是,要拍《给你一点颜色看》,名字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南都:电影和你的专辑重名?

崔健:它的故事有关系……名字一样,音乐有部分一样,但实际它讲的故事和音乐本身要表达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南都:那怎么会想到拍这样一部电影?

崔健:这个剧本已经写了好几年了,一直在找一个理想规模的投资。

南都:剧本是你自己创作的,几年前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创作初衷?因为《给你一点颜色》已经在专辑中用过。

崔健:这个想法来自当时唯一一个在香港表演的舞剧叫《给你一点颜色》,是在葵青剧院演的,2002年还是2001年,那个时候我就写出一部分音乐,我看了他们的舞剧之后,我就觉得应该把它搬到银幕上。

南都:那也会有三种颜色吗?各自代表什么呢?

崔健:对,也有三种颜色。实际上就是三种音乐,代表三种生活态度:流行音乐,摇滚,还有电子音乐。


◎复杂的摇滚精神 我期待的摇滚精神,就是有勇气面对生活的真实

南都:你曾经讲过,摇滚和电影不能简单做成一种口号,要有摇滚精神。你会不会在这部电影里提出一种摇滚精神?

崔健:摇滚精神是很复杂的概念化,很多人对摇滚精神的理解都不一样,包括我自己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南都:现在你所理解的是什么?

崔健:我们自己和艺术、和社会发生关系,同时得到一些反馈,找到更真实的东西。当你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种真实,也许就是我所期待的摇滚精神。包括像电影里小孩的精神,他的奶奶比我们大好几代,一种真实的释放。他的母亲也是。我对他的母亲那段戏表现失败,那个时代的女孩子的独立精神,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很多人那场戏都没看明白,实际上那段戏是最复杂的,你仔细听声音的话,左边是昆曲,右边是军号,一听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那个女孩,她妈妈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最后一次唱的一首歌,给她爸爸,因为她爸爸不让她唱。因为她那时候是处女,所以她就服从了她爸,所谓她的那个丈夫,因为那个时候男童是独草。我喜欢的电影风格都是极多主义,越多越好。我喜欢的,像《通天塔》、《撞车》、《教父》啊,故事越多越好,我喜欢那种风格,我觉得通过7分钟,3个演员,试图讲一个故事,我觉得表演形式跟不上我的创作,我表现的形式跟技术没有真正满足我。

南都:第二部可能会更好一些?

崔健:那倒不。永远都会有这个问题,如果这部电影有遗憾的话我会说是这个遗憾。

南都:那这个7分多钟,你说你是极多主义,要更多地表达你的想法,以后会不会变得更长?

崔健:这个片子跟我以后要拍的片子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短片。

南都:接下来这部片子《给你一点颜色》呢?

崔健:那个……现在还不好意思说,因为我觉得给自己弄太多压力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步骤。


◎“魔岩三杰”的低潮 没有演出机会,没有唱片版税,这两个是最大的硬伤

南都:你拍电影是不是音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够表达你的想法?

崔健: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艺术深层的东西是一样的,表现形式会有一些限制,音乐是想象化的,我拍这部电影是想把我自己的画面给人家看。

南都:是不是现在表达的意义更强?

崔健:每个人都有想像力,我只不过有一个幸运的机会而已。

南都:那你出来之后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他们走过的轨迹其实是我们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时期,这三个人今天处在低潮期,你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情况?

崔健:这背后有很多硬性的问题、软性的问题。

南都:你所谓的软、硬问题指什么?

崔健:软性问题就是像软件的问题,硬性问题就是个人的问题。

南都:就是说他们三个有共性?更多的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崔健:对,就是所谓的摇滚商业的问题没解决,没有演出机会,没有唱片版税,这两个都是最大的硬伤,等于给他们断水断粮了。再加上这背后的东西,深深影响他们生活当中的个人表达。比如说恐惧。在中国做音乐,你不可能离开硬件环境,你不可能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南都:可能硬件更多源于体制上的?

崔健:对,这是一个,但大部分能够看到的评论,我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在说他们个人的问题,都没说他们面临的问题。

南都:这个环境是对音乐人的桎梏?

崔健:对,很多人说他们偏执,偏执是推动力,真正的创作想象力都是偏执的人创作出来的。一个人常年循规蹈矩,我们受了2000年循规蹈矩式的教育,才华受到了很大非议,总有人说你过分疯狂,过分出风头,脱离道德轨迹。这种东西最起码是无人性的。人们对真实的探索,对真实发生的情感受到了制约,总是对那些所谓有偏执的、疯狂的、有创造性的人物品头论足,认为是怪物。我认为这是一大问题。


◎中国音乐现状 人才在枯竭,人才的培育都只追求一夜暴发

南都:你刚才说,讲“摇滚精神”没有意义,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但现在还是不免有人打着摇滚的旗号。

崔健:这个不重要,甚至有人说我摇滚是一种落后,你怎么还摇滚啊,现在谁还爱听摇滚啊!他们认为摇滚是那个年代的,拒绝接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玩的新音乐。虽然我最后两张专辑里有很多现代音乐的成分,但他们拒绝,说你们这代人玩我们的音乐,听起来难受。

南都:摇滚在他们看来是一个落后名词。

崔健:对。摇滚带着我的心、我的血液、我的青春,但他们不理解。现在大部分艺人没太多时间去做艺术,大多数时间都去做采访,像我现在似的(笑)。

南都:你说过你想寻找你的一条道路,就是把音乐和市场结合,你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

崔健:是推广、平衡和艺术的关系,不能够拔苗助长。死鱼活水,死水活鱼,是这么一个概念。不能太活,太活鱼就死了;水不能臭,臭了鱼也死,要平衡。我们现在近20年,经济上是“噌”这样跳,但一代一代的才华,不可能以这种速度一下就增长起来,要通过培育。现在中国的高等音乐院校招生,全都考弹钢琴,没有别的行业……就跟超女一样,完全都是想一夜暴发,没有真正对艺术本身的发展感兴趣。人才在枯竭。大家是逮一点儿才华就拼命去卖,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没才华的人比有才华的人更有机会,因为他们懂得做采访,懂得拍老板马屁。这是一个行业,大部分人都在运作这个行业,挣钱比过去多多了,催生了经纪人、企划人、销售、老板……包括盗版。而真正做艺术的人他们不管。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开始喜欢死鱼了,没有欣赏真鱼的能力了,就跟吃麦当劳一样,不爱吃烤牛肉了。


◎拯救音乐的手段 制止假行为,抵制炒作,抵制没能力的人,抵制电台收费

南都:那以后还有没有吃烤牛肉的可能呢?

崔健:国家的宏观行为才有可能做这件事,必须得有人保护真正的艺术家的发展规则。制止假行为,抵制炒作,抵制没有音乐能力的人过多地占领音乐市场,抵制电台收费——电台收费是个明显的包装。

南都:但你怎么判断他没有音乐能力呢?

崔健:很简单,考核,考核导演,考核制片,考核音响师,你没有能力去做现场音乐的播出干嘛占这个位?每年广播学院、电影学院录音系毕业的学生大批没工作!那些搞假唱的人拿脚都能推那个腿子。假唱!很简单嘛。这个行业就死了。培养人才的机制没有了。这个人才,真的是没有活鱼了,连那个鱼虫都快没了。

南都:去年,内地发唱片大部分都是“跨界”的,是影视和选秀出来的,你怎么看?

崔健:这不应该是做艺术创作的人提倡的。非常简单,时间长了,中国的艺术会是什么样?大家都不在乎,互相捧臭脚,捧死鱼。所谓的臭水进入活水的时候,那一刹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好,但鱼死了,其实死水活水都一样,什么也吃不到。


◎再“触电”的初衷 我更愿意接触创作,表演是我控制不了的东西

南都:你之前在《北京杂种》、《我的兄弟姐妹》中有过演出,现在做导演对你是一个累积吗?

崔健:那些电影实际上是我很多地方判断的失误,我看的剧本和公映的完全不一样,等于是不需要我出演,表演。拍完那些戏我觉得我要小心了,不能再做一些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儿。下次再接触电影,我更愿意接触创作,而不是表演。表演是我控制不了的东西。我从那些电影里学到的比失去的东西多,这就够了。

南都:学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崔健:我接触电影的操作和整个团队的运作过程。如果我不想再做电影,那之前的所有经历都是浪费。

南都:那这次《给你点颜色》你会出演吗?

崔健:不会。

南都:自编自导,不演了?

崔健:对。创作本身是相通的,现在音乐行业和电影行业,在社会上被关注的分量不一样,投入也不一样,如果要是大鱼和小鱼,电影行业更像是大鱼。

南都:你是觉得摇滚势弱,电影势强,所以就偏向了电影?

崔健:摇滚势弱只是在商业上面,但在我心中从来没有。我现在接触音乐的时间反而更多,创作、练习、排练,在我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也许将来做电影时,我可能都带着乐器去,作为消遣。


◎我的不同 八十年代的我没有功利性,现在有了

南都:刚才那个《修复处女膜时代》应该是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

崔健:讲述的是三个年代。

南都:哪三个年代?

崔健:现在十七八岁年轻人的年代,还有他妈妈的年代,他奶奶的年代。

南都:你自己是不是对八十年代有一种情结呢?

崔健:很多人会去谈论八十年代,但并没有延续八十年代精神。八十年代是一种开创,那个时候相对封闭,突然死水见了活水,突然产生出一帮有创造性的人,他们会永远被时代记忆。但这真的不够,因为一种精神是要往外走,是要有创造性,要创造更多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已经是在吃老本,或者说不光吃老本,还拿八十年代精神去赚钱。

南都:哪些人?

崔健:就是老说我们八十年代牛×的人(笑)。就是看不起这种事儿的人。

南都:那叶京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你看了吗?

崔健:我特别喜欢。

南都:里面有你的影子吗?

崔健:有!

南都:谁?(笑)

崔健:每个人都有点儿吧?!(笑)

南都:那你的八十年代是什么样的?

崔健:我们都不知不觉地度过了八十年代,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应该无拘无束,敢说敢做,敢去冒险,而且我们成功了。那个成功只是因为我们敢于之后给予我们的回报,但你不能光说回报有多重要,所以回想起来,别人也看不上我们做摇滚音乐的,我们那个时候穿的裤子,穿的衣服也都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做出来后,他们也接受了。

南都:作为中国摇滚乐第一人,你觉得你的成功跟当时八十年代有很大的关系?

崔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自己的能力加上我的表现形式,再加上我的运气,缺一不可。

南都:那你的才华放在这个年代,放在21世纪的话,你要成功的话,要具备哪些前提?

崔健:首先要放弃功利性。我当时没有功利性。如果要说当时没有而现在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当时没有功利性,现在有了。要小心,要打消功利性。不要别人一问你就飘飘然,不能再像当时那样,要那样全国人民的欢呼,千万不要这样想。踏踏实实做事,如果将来成功了是你的运气,成功不了你还要去做。

南都:现在刚刚起步的小年轻的话,有哪些人你是看好的呢?

崔健:有太多了,北京很多的乐队,当时有王磊,子曰,石头,都是元老级的人物。还有寂寞夏日。

南都:都是你很喜欢的?

崔健:对,听了很意外。

南都:你听了之后,觉得中国的摇滚还有希望?

崔健:中国摇滚乐只要有人做,这鱼就死不了。有很多指标,中国摇滚乐每年以10%的比例往上,销售额在增加,说明年轻人在玩音乐,哪怕水都臭死了,鱼还活着,鱼就肯定会好转。

南都:接下来你还会拍电影吗?

崔健:我不是以电影为生,有冲动再拍。

(责编: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