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4次采访崔健了，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很显然，采访崔健远没有听他的摇滚过瘾，当他滔滔不绝地试图表达头脑里的各种想法时，你会发现他在语言表达上和思维的不连贯让他无法说清楚任何一个问题，就像他的一句歌词描述的一样:“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只是积压已久的一切本能的反应。”他这种感性、跳跃性的思维方式使他把很多想说的话表述得很混乱，甚至前后矛盾。这些话要是变成歌词，可能会更精彩。第一次采访崔健是1996年，他当时谈得最多的是语言的终极批判问题，他一直反对语言带来的结论。现在，他似乎明白了，很多话用音乐来表达是不够的，他开始像一个评论家一样用他当年不屑的语言批判来扩大他音乐外延。很多他今天看明白的问题，其实很多年前人们早就明白了;很多他今天不明白的问题，他一直较着劲想弄明白。

　　这种较劲让崔健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变成了一个有魅力和标志性的摇滚艺术家，但是在今天，这种较劲让他越来越拧巴。甚至，这次采访，谈论的很多问题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都谈过。我发现，崔健多年来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之后，在与人沟通的时候，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也许是他坚持的理想。从另一方面看，崔健也很单纯，只要他按照自己的逻辑把一些事情想明白，他就认为是正确的。

　　崔健即将发表他的第5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一直在红色中纠缠的崔健，这一次又找到了另一种颜色——蓝色。他在这一张新的专辑里，开始尝试更多的风格。和上一张《无能的力量》相比，这张专辑他走得更远，听起来比上一张更加难以让人下咽。据悉，发行公司为这张唱片保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到中年的崔健，他的摇滚精气神是否还跟当初一样？当他像一个思想家一样面对音乐、媒体、生活，他又是如何去叙述这一切的呢？

　　三联生活周刊:二十多年前刚开始玩摇滚的时候，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崔健:要是跟现在比，某一个脉络上应该是一样的——想尝试自己创作上从无到有的可能性，一件事不做两遍。我刚开始弹琴的时候就开始写歌，写到《一无所有》的时候已经是若干首以后了，所以尝试不同的可能是我创作的主脉，在这点上我没有变化，以后也不会有变化。你要说不一样，那就是风格上的不一样，年龄不一样，承受的东西不一样，着重点不一样，平衡的能力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到今天这已经是第5张专辑了，录制这张专辑时你是什么状态？

　　崔健:从作品上讲，它应该是两三年以前的，后面的两年大部分时间在做后期，当时我也没想到做后期需要这么长时间，搞家庭制作后期的工作量是创作的几倍以上，原来没有做过这种真正的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看你的演出，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你唱新歌的时候，台下的反应不是很热烈，直到你唱《一无所有》，大家的劲头才会上来。最让人激动的还是老歌，听众并没有跟着你的改变走。

　　崔健:我只能这样说，第一是遗憾，第二现场音乐文化实际上和前几年一样，有些方面发展飞快，有些处在暂停状态，甚至倒退。中国摇滚乐现场几乎没有发展，我们演了20年，到过很多地方，大部分听众还都是第一次听摇滚乐。我发现最好玩的是北京地区的小地方演出，因为观众不愿意听老歌。我们演出所到之地基本上都是惟一一次，顶多有两三次，也是间隔五六年，到场的观众大部分还是新观众，我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人第一次听我的音乐？哗——手举起一片，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听摇滚乐。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摇滚现象产生在媒体，是文字爱好者对摇滚关注的结果，让我们当时一刹那就走红了。真正的摇滚乐应该像西方那样，从小型演出滚起来的，是积累出的一种文化。我问过很多人，每年在摇滚方面的消费有多少钱，80%的人一分钱都没有，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摇滚乐。摇滚乐目前只是一种现象，根本不是一种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乐评人，他们只是一种打口文化的产物，他们首先听了大量的打口音乐，打口音乐的特点就是它是外来的，廉价的，它的文化基础也是打口的，甚至与本地区的人格建设、文化嫁接几乎是零。

　　所以，这造成了中国摇滚乐是横空出世，不是从本土基础一点点滚起来的。虽然我以本土的摇滚形象出现在中国摇滚歌坛，但我的出现形式并不是一个积累过程。当我写了《红旗下的蛋》以后，就厌恶了这种横空出世的位置。我试图把两脚落在地上，这个感觉就像将军开始当兵，要解决具体问题了。可是很多人并不愿意关注士兵，他们还是愿意服从于一种权威和势力。

　　我发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符合当时的商业文化，那几年是个平衡点，从大众的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的商业文化，那正是我们出山的几年，我们受到的关注是自然的，不是由一个政治群体或商业群体操作出来。打口文化就是左手扶着西方的东西，所谓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的西方先锋艺术，右手拿着中国的古董，如果两手一撒开，他们都是人格缺陷，另外的支撑点没有了。我称这种艺术家为打口艺术家，他们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空白的。在西方不是，西方经过了几百年，从他们的艺术品里，你能感觉到他们个人的支撑点，它们之所以让人感动，是因为它是个人的，如果你单纯地说它是西方的东西，很容易让中国人讨厌，因为这属于列强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想怎么去当好一个士兵呢？

　　崔健:也许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决定了我一时去选择这个，更重要的是我以起伏交错的曲线发展，算是创作心态。要说这段、那段时间不一样，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当我掌握作曲方法的时候，我喜欢Hip-Hop，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我的创作方式。可能有好几种选择，加入流水线作业，加入炒作式作业，可是这些对我根本没有必要。首先我对拿刺刀的工作比较感兴趣，我对每一个细节感兴趣。我记得姜文说过一句话，很启发我:“才华人人都有，但就拼最后的5%。”我很幸运生长在这个国度里，很高兴中国有相对抵制外来文化产品的机制，当然它对自身创作也有限制。如果打口文化成为洪水了，成为主流文化，我们的艺术家会像香港地区一样，丧失自己的支撑点。我觉得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音乐基本上是这样，他们没有那种文化从无到有的过程，他们都是拿来主义，韩国、日本也是这样，再好的制作，再好的听觉快感也满足不了你内心人格的快感，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做士兵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说:“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我要把这把刀子献给你们。”你在创作上也在参照西方的东西，而且从历史发展过程看，没有你的出现大家对摇滚乐的理解和认识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今天你又说西方的东西让我们丧失了支撑点。

　　崔健:这最起码是阐述我的观点第二位以后的，不是第一位的。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从形式上讲，西方摇滚乐像洪水一样，但是感动我的还是个人的东西，我第二才想到是西方文化。如果中国摇滚乐失去个人支撑点的话，它永远只是单纯的一把刀子，这一点我不愿进入一种诡辩的层次，偏要从逻辑上去吻合这两种说法，我觉得这属于咬文嚼字了。

　　三联生活周刊:有人去玩摇滚、听摇滚跟你说的没有支撑点是差不多的，他听了之后很兴奋，可能就去唱摇滚了，谁都没有支撑点，你现在是过来了，想明白了，所以你才觉得你们演出的时候遇到那样的尴尬。

　　崔健:我要理解你的问题是，你在解释一种现象，单独听摇滚和单独唱摇滚之间的区别。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这完全是不矛盾的，只不过是一个层次问题，只有去创作的时候才会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虽然说过“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猛兽，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但我还没有失去我的观点，强调刀子的意义，我要牢牢地插在这个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