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崔健--我更愿意做“教父”的孙子
转载自2005/01/14 南方周末 记者 陈一鸣...

 

  去年12月10日,崔健在旅游卫视录制了长达两小时的现场演出。尽管在过去一年中他频频露面,但他最后一次在电视上演出已经是5年前了。

  记者的开场白就是:“崔健你好。我保证我不会故意挑衅,但可能问题比较尖刻一些,如果你不高兴可以随时打断我。”

  崔健说:“行”。

  然而在采访中,崔健还是压抑不住地冲动了一次,至少我认为他当时真的恼火了,绝对不是装的。

  当时我问:你有没有信仰?

  崔健说:你现在问的是最粗野的问题。

  我感到很意外。事实上我明白贸然谈信仰是粗野的,只是寄希望于崔健不明白。当时崔健想都没想,指责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是一次充满了快乐的愤怒的冲动,可惜的是没继续谈下去。

  (一)

  记者:摇滚的决定性元素是精神内涵,还是外在形式?

  崔健:我的回答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认为摇滚不必非证明自己的精神气质不可。

  记者:能否理解为形式至上?

  崔健:形式是很专业、很技术的话题,目前中国很多人还不认识摇滚乐的形式。你说你认识吗?你每年花多少钱消费摇滚?

  记者:我基本上不消费摇滚。

  崔健:这就是了,你还不认识摇滚乐呢。你也许只是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摇滚的说法,你还不了解技术呢,没法谈形式。

  记者:早些年,一位女歌星从国外归来,谈到你时说你早期的摇滚是初级的,因为你的旋律性太强。你怎么看?

  崔健:很多人不喜欢我后期的作品,说我旋律性太弱了。有人看了几本书,知道中国有摇滚乐了;再看两盘西方的录像带,就觉得自己已经了解摇滚乐的模式了,没有那个模式就不对……那不是可笑吗!

  记者:你后期作品的旋律性减弱,是不是因为人家说你旋律性太强,你就主动往“国外先进摇滚”上靠?

  崔健:如果我面对一个很懂技术的人,我知道怎么回答你。可你不懂技术,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记者:你能否假设我是懂技术的,然后你来讲述我来传达?毕竟读者中有懂的。

  崔健:我如果随便说,会给人一种错觉。我经常说了一些话被人解读,我看了真是啼笑皆非。很多人根据“理论”,把人对号入座……我只能说我很注重形式,也很注重精神气质等内涵的东西。摇滚是心灵上发出的一种声音,是不能够被概念化的。

  记者:你的意思是,摇滚不是谁都能谈的?观众不是谁都能当的?否则要闹笑话?

  崔健:恰恰相反,摇滚谁都能听。我觉得真正的摇滚观众需要的是心灵感应,他不会把形式上的东西看得太重。你应该去现场感受一下。如果你一年都不去摇滚现场,你就不配写摇滚乐评。

  记者:如果说摇滚的精神内涵被定义为独立、自由、反抗、心灵的放松等等诸如此类,那么,如果我不通过摇滚这种方式就可以达到上述的精神境界,比如我通过扭秧歌就可以独立、自由、反抗、心灵的放松,是否可以说扭秧歌的精神内涵也可以称做摇滚精神?

  崔健:我看不行。因为摇滚包含着自身的创作,那是一种真正的、自由的创造性,同时它还对现有生活发问。

  记者:从观众角度讲,他的“自由的创造性”体现在哪?能够被你唤起?

  崔健:参与。摇滚的观众都是参与者。

  记者:我再冒昧地问一个可能很傻的问题。我参加过气功师的带功会,现场很多人都被带得扭啊跳啊喊啊,其外在形式和摇滚听众差不多。你看带功的气功师,有没有一种心灵默契的感觉?觉得,哟,这人跟我差不多。

  崔健:如果你把摇滚和气功相提并论,也许是你对自由创作缺乏理解的一种表现。气功不是创作,不是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东西的描述……

  记者:你说过观众也是摇滚的一部分,那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观众呢?

  崔健:我觉得我最喜欢观众参与,最喜欢懂得参与的观众。其实无所谓,只要你真心喜欢摇滚就行。这么多年来,什么样的观众我都遇到过。就像人不能只吃一种菜一样,胃口经常需要调剂,也许上次喜欢这个,下次喜欢那个。

  记者:那就是说,如果我抱着体验气功师带功的动机去听你的演唱会,并且在台下手舞足蹈,你也不会嘲笑我是假观众?

  崔健:真的无所谓。既然是参与者有很多,人就肯定五花八门。真正参与摇滚的观众不必要看我怎么反应。

  记者:在录像带中我看到西方的摇滚现场,有观众会昏倒在地。如果你的演唱现场有人昏了,你会不会嘴上不说但内心怀疑这个人是个傻×?

  崔健:在现场昏倒肯定不是普遍状态,估计那是因为太激动了。我的现场从来没有人昏倒过,我不会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做假设。可我想今后也不会(有人昏倒在现场)。

  (二)

  记者:我不懂摇滚,但接触过一些搞摇滚的。他们把头发弄长,胸前戴一骷髅,平时抽烟骂人,抱着吉他在台上晃。从形式上看挺摇滚的。如果谈到精神,他们平时欺软怕硬,巴结名人不惜胁肩谄笑,还装什么人格独立和自由?还典见着脸跟我谈什么摇滚?

  崔健:那叫“摇滚行为艺术”!那不是摇滚。你关注的是摇滚的意识形态问题,不是摇滚乐本身。

  记者:是。因为摇滚乐手自己总强调意识形态问题,我当然就最关注这个问题。

  崔健:我跟你讲,搞摇滚的什么人都有,特别干净的,特别恶心的都有。大学教授有,不抽烟不喝酒多得是,西方甚至有传教士在做摇滚乐。你刚才说的那些人,是最表面的、最不值得谈论的一些东西。

  记者:你和别人聊天,提到了一些词,比如“和谐”、“宽容”、“社会”、“责任”等等。这是年龄带来的变化吗?

  崔健:这就是成长。40岁的人肯定有40岁人的反应,我和20多岁的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在舞台上我觉得我体力比以前好了,而且我的每个专辑都是自己从头亲手做到尾,将要出版的新专辑也不例外。

  记者:有消息说,今年CCTV春节联欢晚会要邀请您?

  崔健:这都哪跟哪……我都没听说过。上春晚不应该是我的事。如果有人根据这个消息来谈论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了,那都是特别可笑的事儿。话说回来,春节晚会上摇滚节目,如果自己能上却不上,那是傻帽,必须得上,那是责任!只要有机会,只要能控制住质量,我不会拒绝的。

  记者:你如何理解“合作”与“精神独立”的微妙差别?

  崔健:都是相对的。没有冲突你体会不到独立的意义,没有妥协你体会不到坚持的意义。

  记者:有没有你年轻时觉得这是丧失原则,后来又想开了去做了的事?

  崔健: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并不是特别固执、一句不让的那种人。你看我作品可能觉得我狠……其实我和所有人一样,就像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三)

  记者:作为朝鲜族摇滚乐手,你是怎么看待民族、血统、国家这类问题的?

  崔健:你这问题正好触及了我最多思考的问题之一。按照血统和国家、民族和国籍来看人,我是最反对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就应该是多元化的。人不能生活在一个太单调的关系之中,纯而又纯的血统、文化那都是天方夜谭……这问题如果三言两语,最好别谈。说简单了,被人误解就不合适了。再说,朝鲜族是中国56个民族之一,不要弄成一个外来血统好不好?

  记者:作为父亲你是传统的吗?

  崔健:我觉得任何父母可能都是传统的,等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了。我有了孩子后,我就发现我有些地方是传统的,甚至是保守的。有人说:“任何父母,相对于其他父母也许是开放的,但相对自己的孩子都是保守的。”我觉得很有道理。

  记者:刚才你说“等你做了父母你就知道了”,我就觉得有点沧桑。你现在有没有中年心态?

  崔健:这些都不重要。我觉得我的音乐是始终年轻的,有些年轻人的音乐,怎么听老气横秋的。

  记者:你有没有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一个提携者的角色,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感到很欣慰?

  崔健:这都是很枝节的事,真的。我完全没必要考虑这些事(提携后进)。我能做就做了,不做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做。你往前走,你每天都要碰到问题,你要花时间去解决。别人也许觉得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但是在艺术方面我更愿意成为自私的人。

  记者:我突然想到,你刚才说要为摇滚负起责任;现在又说愿意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崔健: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摇滚界负责?这话你肯定是生搬硬套来的。

  记者:上春节晚会,你说这是责任。

  崔健:我刚才说的以自我为中心,是说要为自己的艺术而自私。上春晚的责任是面向观众的,我要自带灯光,自带音响,展示摇滚人的真实活动情态……是这方面的责任。

  记者:那你更多的是为“界”负责还是为“自己”负责?

  崔健:(笑)前若干年碰上你这样的最容易犯错误。

  (四)

  记者:你有没有信仰?

  崔健:我没有参加任何教派,但我不愿意轻描淡写地谈论信仰。信仰不是让我们拿来谈的,拿来炫耀的。如果想讨论这个问题,可以专门找时间来谈。

  记者:有人说你是“中国摇滚教父”。我觉得这个称号对任何人都应该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心理冲击,你愿意谈一下吗?

  崔健:一谈到教父,就是长辈,就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形象,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记者:如果一个人生活很好,尊严日趋完整,他没必要维持愤怒、刻意反抗吧?

  崔健:精神状态不是维持出来的,而是一种反应。人如果善于触景生情,碰什么事就要说,必然就会有反应。所以说,这种精神状态,与其说是维持,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健康的象征——你碰到什么事,你会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直觉和情绪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是与你的音乐创作紧密关联的。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即兴,没有即兴你会感到窒息。我希望我今后的音乐都有即兴的部分,那可以让人透气。最近我接触了很多来自民间的民歌手,那种歌真的都是非常透气的。

  记者:你关注思想界呢,还是触景生情?

  崔健:思想不是靠看书看出来的。如果看了很多书,却因此丧失了心灵,那最好能少看一本书就少看一本。真正的音乐都是心灵的反应,你不要去制止它(灵感),不要限制他的表达。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灌输式的教育,教育者的身份都是长者,这种教育方式会限制你发觉自己的方式和最大的可能。我觉得中国不缺乏思想,但缺乏哲学。东方传统思想可以给人以归宿感,而哲学提供的是开始,是出发,接下来就是挑战,结果是无限。

  记者:你打算什么时候“退役”?

  崔健:做了摇滚,就没有退役这说儿。摇滚已经成为自己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是不能割舍的,退役是会得病的。摇滚不是服役,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如果不喜欢了你就不应该再去做摇滚,如果你仍然喜欢摇滚,你就要带着冲动去做,永远带着冲动。

  记者:能否谈一下今后的打算?比如今年干什么,明年干什么,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崔健:具体的每一步,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想以后如果能够留下一些摇滚理论给后人的话,那就是最满足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