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如果我“顺从”，继续写人们希望我写的，二无所有啊，两块红布啊，我会挣更多钱，但我的感受是我在付出，而不是获得。我更愿意享受创新带来的收获感

...2004年12月10日晚。北京新豪运酒吧。摇滚乐手崔健演出。早在演出正式开始（10点）前，8点一过，百米多的暗淡的场子，人群，就开始拥挤、翘首、晃动、大呼小叫，直至凌晨1点演出结束后一个多小时，才逐渐平息。

...这是个沸腾的夜晚，但，传说中的，许多年前的另一个晚上，无疑的，更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一天

...“那一天？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或者有什么非说不可的感受。很普通，其实。是第一次公开演唱《一无所有》，排练有点粗糙。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很纯净投入的状态。演完有些兴奋，但也很平常。后来人们对那次表演、对那首歌，附加的价值，在当时，我本人，并没知觉…… 太久了，真的有点记不清了。”
　　

...崔健，18年前的当事人，顶着缀有一颗红五星的白色棒球帽，43岁了，晚饭过后，沙发上，回忆：干干巴巴、不咸不淡。

...但“历史不会忘记”，不但不会忘记，在可以轻易启动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集体记忆里，还荟萃了丰盛的细节、鲜艳的情绪：

...那一天是，1986年5月10日。北京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演唱会。闪烁的灯光，强劲的前奏，一个穿着肥大半旧马褂、裤腿子卷得一高一低的家伙，斜挎一把吉他，“蹿”上舞台，扯开嗓子，“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听众的骚乱、继而的新鲜亢奋，不规矩、不协调、不合时宜、不知所以……，接踵而来的否定前缀形容词们，给这个25岁的小青年和他的《一无所有》，否定之否定：崔健、那一天、“时代的晚上”，成了传奇。而就在当晚，走在回家路上的崔健，看见迎面几个小孩子，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模仿他上台的动作，多少觉得“有点好笑”。

　　“中国新音乐的先行者”、“中国摇滚教父”，反叛、独立、“反映了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变化发展中成长的那一代人的彷徨和对真实、人性解放的渴望”，……崔健！这个“代表”、这个“象征”、这个“时代的符号”，逆子、浪子与赤子的三位一体，从一个25岁的中等身材的北京青年的凡胎俗骨那里，冉冉升起，猎猎招摇。
　　

......这一天

　　2004年12月12日这一天，“音乐人”崔健，和往常一样，中午起床，吃饭，工作——排练、录音、听音乐，中间可能发脾气两次，欣喜若狂两次，再吃饭，喝酒，与朋友东拉西扯，再工作，至第二天早上，上床睡觉。

　　“我就是个普通人。我不觉得我能代表谁，除了我自己。我希望自己以平常心做音乐。对那些别人的评价，我应该不在意。”

　　竟然这样没有历史感！不但“对回顾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没有多大兴致，而且，对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一大堆意义，20来年的命运，也缺乏被公众一再暗示的戏剧化解读，“记忆并没有提供确切的转折点。如果非要说的话，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算是一个开始，此前更多是‘出走’，这儿之后，更多地就事论事，解决问题，如歌词所说，‘我要的东西不在空中，它就在周围’。”

　　至于“黄金时代”，崔健的自我评价既可以说是“平常心”、也可以说是他一再被怀疑的“自信心”：“只有市场销售上的起落，至于我的音乐本身，是一直在更新的前进的，下一步、每个下一步。”

　　“进步”、“新的尝试”，当然，在他人的评价里，可以是完全相反的版本，譬如：80年代后《一无所有》时期的浪漫狂飙，90年代中《红旗下的蛋》之始的自说自话，新世纪以来的“主动做秀，伪装愤怒”，“崔健投降了”、“崔健过时了”、“崔健不行了”，“应该把崔健送进侏罗纪公园了”……

　　关于，“那一天”与“这一天”之间的崔健，在我们的问题与他的答案之间，似乎贯穿着类似的不吻合——仿佛有两个崔健，一个是时代的崔健，一个是个人的崔健。

　　但渐渐地，这个开始傲慢地仰坐睥睨，后来探着身子两眼放光地直视，开始少言寡语，后来滔滔不绝，但一直结巴，一直在吃力地试图准确表达，的崔健，渐渐地，合而为一。
　　就是他，这个，就是崔健：脆弱地骄傲、孤独地真挚，姿态忿忿、心思焦虑，不合时宜的时代写照。

　　...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

　　人物周刊：您最认可的、最接近真实的评价是什么？您对自己身上的那些标签，譬如理想主义、愤怒、浪漫、反叛，认同吗？您觉得您的音乐和您整个人的杀手锏是什么？

　　崔健：我有点讨厌这个。耳朵茧子都快出来了。我不想老那么看自己。我觉得那是炒作。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可能是这样，人们可能在声音上，形式上，从我的音乐里，找到了共鸣，但精神和思想，我代表什么，我不敢说。音乐是非常抽象的，抽象就覆盖面大，人们可以有自己的解读。被喜欢，有综合的原因，人们可以在我的音乐里听到严肃、幽默、反抗，等等。

　　人物周刊：人们好像很在意您的扮相，比如说，旧军装啦、红布啦，甚至抱怨您穿西装。还有，大家也很愿意替您操心年龄，说您老了，担心您老了，认为摇滚乐是青年文化嘛；年龄让您焦虑吗？还有，您的老歌似乎更受欢迎，相比之下新歌不大被接受啊。前天演出，一开始就很多人喊让您唱《花房姑娘》。您好像，成了人们回到过去的一个渡口。

　　崔健：我也很讨厌这个。我为什么就不能穿西装？再说这些，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想多解释，没什么意思。我还是希望，大家对我有信心，看到我在寻求突破自己。有时间听听我的新音乐，听了，也许就不喊了。还有人问我会唱到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搞音乐又不是搞体育，要退役吗？这是我终生的爱好兴趣，我会干一辈子的。我现在对家庭制作很感兴趣，这是一种需要独立完成所有的工作，大胆冒险的尝试。没有年龄焦虑。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您做音乐是为自己；但客观的受众是谁，您分析过吗？

　　崔健：是为自己。为别人，那就是职业了，很容易失去生命力。但是，你坚持了自己，而自我的一部分，就是与人交流，很多个自我，坚持的自我，之间的交流，才是有新意的。

　　人物周刊 ：那您这个自我，多年来，妥协过吗？与市场与商业运作规律？这似乎也是关于您批评的一部分起源，比如说，您参加房地产开盘演出或者其他形式的商业赞助。

　　崔健：在创作上没有，但是在面对市场时，在销售上，是做过调整的。

　　...摇滚乐就是要反映现实

　　人物周刊：有分析说，您的音乐，从创作动力上看，从早期的青春期骚动，到后来的有意识地承担社会责任。有这么回事吗？这个转向是怎样发生的？

　　崔健：一说起社会责任，有些人就不喜欢，觉得是唱高调的，觉得这样的人肯定干巴巴的，不幽默。我觉得其实不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太“宽容”，宽容得偏了，普遍认为不宜坚持原则了，不宜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我觉得人们是在找借口，是逃避。

　　我的老作品，现在看，很多是一走了之。但后来，你找到了，你就愿意认真观察，不想宽容了，要一个个地提出问题。艺术家的使命是什么？难道就是画画这宾馆大堂里的画，就是搞搞这样的背景音乐吗？艺术是给人滋养、补充。艺术不是消遣。当然我也理解，很多人都很不容易，上班工作，回家又有家务，老人、房子、一堆事呢，算了，不想太累……听听那些，不错啊，就可以了。

　　人物周刊：您刚才说“找到”是怎样一个过程？是指转变的一个契机吗？

　　崔健：1989年后出国比较多，演出、听音乐会，欧美很多地方都转过。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主流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车、房、郊游、环保蔬菜、健身、看电影……这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大部分地实现，在我们这里，是人们努力的方向。那么我是愿意直接拿来呢，还是一步步地得到？我觉得还是后者更让人愉快。尤其是你是一个成年人了，你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历史，不可能完全不在意你以往的生活轨迹。那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定下心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试图解决问题吧。

　　人物周刊：这会是一个复杂的体会吧，不那么轻松自由吧。对艺术，对您的音乐，是正面的吗？

　　崔健：这个涉及一种平衡能力。看你能不能一边不耽误买车买房、恋爱、与朋友喝酒、与整个时代一起往前走，另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经济弱势的文明里，全球化滚滚而来。表达一种与时代平行的感情——摇滚乐不是古典音乐，不能闭门造车，就是要反映现实，就是要就事论事。要感到力量，抓住它。呻吟啊、抱怨啊、无力感啊，那是上个世纪的东西了。所以我近期的音乐，更踏实，更注意节奏，更多说唱，更能让人感觉到我在乐观地生活着。

　　人物周刊：您谈到主流、主流生活方式，这似乎也是近年来，您让歌迷“失望”的一个原因啊。大家似乎更愿意看到一个反叛的、甚至是边缘的、有点戏剧化的“牺牲”的崔健。您觉得，您可以在现实里面批判现实吗？

　　崔健：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看的。从一开始，不就有人这么说我吗？我也不想辩解。我觉得没有矛盾，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他的音乐创作，没矛盾，对会平衡的人来说。批判啊反叛啊，不要定位在某个细节上，艺术家，只要他不断有新东西，不断有新的开始，就是好的。而且要用具体工作来实现改变。我觉得真唱运动，就是一件实事。我哪是针对哪个个人啊，我是看不下去中国的音乐家的生存环境——真的有天分努力的没机会，机会都被那些不会唱的但会走关系的人得去了——这不公平啊。对听众来说，也没有听真正好东西的机会。我用我以前积累下来的名声和影响力，出来呼吁，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使艺术产业良性循环的环境来。

　　人物周刊：您这次（12月10日）为旅游卫视现场录制演出，据说会是您第一次电视全程播放，又有传言，您会上今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这对您是很重要的机会吗？

　　崔健：是。我从来都不反对上电视。电视是多有影响力的传播渠道啊。电视观众难道就应该只听那些吗？电视观众难道不是我们摇滚乐应当争取的观众吗？

　　至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现在还没接到邀请。要是接到，我当然要去，而且要真唱。可能会有摩擦，有矛盾，但是问题出来了，就是解决和进步的开始。如果有，我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争取我们的舞台上有第三种声音！港台（和港台音乐影响下的流行音乐）、主旋律，之外的，第三种声音。我们的舞台上能都是穿迷你裙跳民族舞蹈吗？

　　我当然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但至少，有人想到并且说出来了。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致地不断推动的工作。

　　人物周刊：对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当今，您最满意的是什么？刚才您谈到市场竞争，在一般的印象里，您曾经很反对商业社会的很多特征啊。

　　崔健：比较满意的是，我们的社会变得相对开放了。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使艺术家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一些西方的艺术思潮，包括艺术产业模式，都越来越多地来到我们身边，对打破陈旧的东西有帮助。我从来就不反对市场竞争，我一再反的是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好的市场经济，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正面的。

　　...拒绝去写“二无所有”

　　人物周刊：您在某次采访中提到，“我批判是因为我恐惧”，您说的恐惧是指警觉吗？

　　崔健：因为要战胜恐惧，所以要批判。这个恐惧，有对自身的，有对环境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别的能力。一个人，一个大男人，只要他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家庭，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敏感。但是，也应该因人而异，我不反感人们满足于他们的生活现状。一个社会，不可能全是那样的人，也并不是只有反抗，生活才有意义。甚至你的朋友，你都不需要他像你那样。就看合适不合适。要搭配着来嘛，才能平衡。每个人只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好了。

　　人物周刊：能说出一个您疲惫的厌倦的，甚至讨厌摇滚的时刻吗？

　　崔健：做任何一个行业都会有低潮。更确切说是挫败感，没有彻底地绝望过。我最不能原谅的，总是自己，对自身工作的不满意。我会担心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懒惰在盲目。自我批评还不够。对这个社会，我个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不满。有段时间，我想明白了，挣钱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顺从”，继续写人们希望我写的，二无所有啊，两块红布啊，我会挣更多钱，但我的感受是我在付出，而不是获得。所以我放弃了，我更愿意享受创新带来的收获感。

　　人物周刊：您平生最美好的事物、最美好的时光是什么？

　　崔健：证明自己能力和价值的时候。创作过程中、冒险的乐趣，作品完成之后的成就感。

　　人物周刊：您觉得自己是不合时宜的人吗？

　　崔健：我的一首新歌，叫《迷失的季节》，里面有句词是：春天的花长在秋天里……大概就是你说的不合时宜的意思。但是，我想啊，人只要活着，就没什么不合时宜的，要有自信，你是正当的。你不想当墙头草，这没什么不对。　　　

　　...王朔说崔健

　　我在一盘录得很差的带子里听到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和其他几首听似吱吱唔唔实则是在吼叫的歌。他打破了一种错觉，揭露了一些真相，最重要的是他让我听到了一个人的心灵。原来人是有心灵的。这个常识那之后我才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想、有需要让自己感到自己有心灵，就听崔健的歌……我宁愿崔健和他的音乐代表我存在，代表我斗争，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责任都交给他了。

　　崔健的音乐有很大的麻醉作用，他会使我这样不肯承当的人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放弃，理想还在，勇气还在，希望还在，只要这种音乐还响着，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毫无价值——然后是再一次地破灭和极大地失落和空虚。

　　没有什么音乐能支持哪怕是最平凡的人的一生，即便是崔健，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有如我的青春胎印。他的每一声歌唱都如同我自发的呐喊，很美，很能提升自己的自我感觉。可最终，我该面对的还得面对，难堪的过程一步也无法省略。曲终人散，什么也没改变。

　　上个月，又重新听了很多遍《红旗下的蛋》，感动越强烈，内心越空荡，乃至每次都在歌声中睡过去，一个梦没有，像是在沉沦。

　　他总是朴素的、乐观的，还有几分天真、几分与世隔绝，像是高山积雪刚融化，冰冷、清冽，水寒伤骨。

　　崔健是有勇气的，像坏脾气的孩子般执拗。他在该出现的时候来了，并一直坚持在那里。祝愿他无愧于自己。　　

　　...中国摇滚浪潮

　　...魔岩时代

　　崔健引爆中国摇滚的时代狂潮，此后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市场黄金时期，台湾滚石唱片开创了“魔岩唱片”厂牌，以台湾摇滚制作班底推出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张楚、窦唯、何勇，以及后来的地下婴儿等乐队，魔岩时代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达到顶点随后衰竭。

　　摩登天空

　　由清醒乐队灵魂人物沈黎晖于1997年创办的唱片厂牌，旗下设有Bad Head子厂牌，先后推出了几十张颇具影响力的专辑，和京文唱片的“嚎叫”子厂牌一起，成为中国摇滚的两大出版基地。

　　朋友时代

　　大约从1998年开始至今，朋克乐队层出不穷，从北京的苍蝇、南昌的盘古这样的老乐队，到脑浊、挂在盒子上、生命之饼等，再到现在的Subs、Joyside等，新一代朋克为中国摇滚打上了鲜明的“全球化”标签。

　　1998一代

　　“魔岩时代”之后的中国摇滚中坚力量，他们在1998年左右集体爆发，他们的音乐深度全面超越前人，他们主要是：子曰、苍蝇（已解散）、左小祖咒（个人发展)、舌头……

　　电子时代

　　大约1998年左右，电子开始入侵中国摇滚，出现了超级市场这样的流行电子乐队和泵这样的重型工业电子乐队。随后王磊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电子跳舞音乐探索，以B6、Cy等新人为代表的“聪明舞曲”也方兴未艾，此外以丰江舟、孙大威为代表的数码硬核，以王凡、钟敏杰、李剑鸿等为代表的噪音实验，以FM3、李劲松等为代表的氛围电子实验，都显示了电子音乐/声音艺术的无际空间。中国新音乐迎来了真正的多元时代：言必称摇滚的时代早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