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时代是一个主人，那摇滚乐绝对不是时代的宠物，摇滚乐一定是一个野性十足的生物，它的力量是破坏性的，破坏之后才会有建设。我对中国的摇滚乐充满希望，因为我们一直在行动。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引导一些人去认识时代是可以人性化的。

....8月2日，在后海碰到了何勇，他手里捧着一个黑色蛋状的石头，“今天是崔健的生日，他43岁了。”我问何勇这礼物有什么意义，“红旗下的蛋啊！”

　　一直以来崔健都被称为“中国摇滚最硬的一块石头”。为中国摇滚，他做了太多的事情。真唱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两年，崔健今年以嘉宾的形式参加了三场北京的演唱会，“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音乐节，只有老崔才能压轴……会有人提出质疑，崔健是不是越老越出风头？

　　崔健说这个时代的人,做原则的判断比做动机的判断要难很多。

　　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有良心的人去解决。一个戴红五星的斗士，会出现在他该出现的任何地方。

　　8月6日，真唱运动演唱会，崔健做开场，然后，他把大部分机会留给了地下乐队。

　　8月7日，崔健赶赴银川，参加“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他是最后一个压轴的。

　　8月9日，崔健又飞到了山西，参加长治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

　　8月10日，崔健和乐队排练。

　　8月11日晚上9点，我终于能和崔健面对面地开始了这次采访。

　　从崔健低沉的声音里，我甚至听出了节奏。他像一个战士，坚定而严肃。他会在愤怒的时候愤怒，还会在幽默的时候幽默。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出一个身上挑着担子的人那种特有的厚重感，还有一点不被人理解的苦衷。

　　有人说崔健老了，但他的音乐一直在创新，思想也决不比年轻人陈旧。

　　崔健更喜欢年轻人叫他“崔哥”，他和80后的孩子交朋友，喜欢HIP-HOP，对这个时代他一如既往地思索着，并且从不曾远离。

　　“I hope some day you’ll join us，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采访过后，我哼着歌走进北京的夜空,我想，我肯定是被崔健感染了。

　　长征路上假行僧、贺兰山下撒点野

　　记者：作为贺兰山摇滚节最压轴的摇滚乐手，您觉得您的表现是最棒的么，这样的演出顺序安排是不是也就说明了您在中国摇滚乐坛最权威的地位？

....崔健：做压轴演出我压力很大，整个乐队的发挥也不是很好，如果说汽车有五挡，我们只开到三挡就飞不起来了。其实哪天演出我都无所谓，最后一个演出负担很重，我也很少在半夜一点演出，其实重要的是我出席了，参与了这个活动，可能也是主办方出于商业的要求吧，根据一些调查，我最后一个演的话观众看别的乐队的机会多一些。没有什么地位不地位的，不要逼着我想一些功利上的事，我觉得在第几个演出都没有问题，我也愿意做 一些开场。

　　记者：您是第二天去的宁夏，就您看到的这些演出，哪些比较优秀，哪些还存在问题？

　　崔健：看音乐节不是看乐队，要看整体的气氛。这次音乐节的制作很专业，灯光音响这些设备也很好，乐手们也都很认真，惟一的遗憾是没有白天，没有日光，全部是晚上的演出，有点晚会的意思。

　　记者：演出完后，黄燎原说这场演出“摇滚终于不赔钱了！”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摇滚和商业一直都是对立的吗？

　　崔健：中国的摇滚音乐节，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靠门票挣钱的更是不多，我觉得商业利益是无关紧要的，能够给一个国家的文化、音乐家的交流和观众的认识带来促进和提高才是最主要的。商业上我是个外行。

　　记者：通过这次演出有没有对比一下两年前您策划的丽江雪山音乐节？

　　崔健：我是雪山的策划者、艺术总监，而我不是经营者，商业上是一个广告商来运行的，看法有经验少。贺兰山的演出在商业上，策划运行比较成熟。贺兰山音乐节的受众群也大于雪山音乐节，也可能丽江是小城市，银川是大城市，也有可能是乐队的知名度和被认可度的问题。这都不重要，赚钱不是摇滚音乐节的目的。

　　记者：随着音乐节的举办，中国摇滚三代论的提法也出来了，你怎么看中国摇滚这三代？

　　崔健：我个人觉得没有三代，都是一代，我们面临的政治、文化、商业的环境都一样，时间的变化是有，但不能是三五年岁数上的区别吧，看谁参加革命早，还要算上工龄？大家干的都是一件事，基本还是吉他贝司鼓这三大件，有自己的情绪，以自己的角度去批判，不唱颂歌。

　　而且我也不赞成中国摇滚20年回顾这个说法，回顾有点怀旧，濒临结束的意思，中国摇滚还没有太大的发展，有什么回顾的。回顾是一种无聊的说法，西方摇滚都快有50年了，也没见有什么回顾的。

........真唱运动就是把粮食送到你们嘴里

　　记者：您倡导的真唱运动已经有两年多了吧，您一直在为真唱运动而努力，那么到现在真唱运动取得了哪些成效？

　　崔健：真唱运动最重要的是它是直指人心的，是自己的行动表明态度，谁都知道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红布上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重要的是你心理上有了一个原则。真唱运动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没有退路。

　　通过真唱运动要让人们看到，摇滚不是堕落，而是一种向上。坚持真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假唱颂歌的人往往才是欺人的，而且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堕落大军，他们内心的颓废是有目共睹，只有他们自己看不见。

　　这两年，我们搞了一些摇滚的义演活动，好多新晋的年轻乐队与我们一起演出，这些乐队在地下，不是因为不好，他们的困惑是没有机会让人听到，大牌的唱片公司面对盗版和网络的问题，他们自身难保，他们只能靠大牌解决自己的温饱，所以唱片公司不会去挖掘他们，他们真正的才华被忽视了。

　　很多人认为在电视上看不到的人就是没才华的人，这是不对的，甚至说正好相反，越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人，越是包装得好，恰恰在比较客观的环境里面，越有才华的人曝光率越低，地下的音乐家愿意走到地上，面对更多的观众。真唱运动给真正的音乐家展示才华的机会，而且真唱运动的所有活动都得到了商家的支持，义演不收门票，但付给音乐家钱，音乐家的努力需要回报，需要被承认。

　　现在真唱率有提高，有人指明自己是假唱，为自己感到羞辱。其实很早就有人反对假唱的，真唱运动是人性的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有人把真唱运动的指向庸俗化，我不是针对歌手，这是一个误导，真唱运动针对的是假唱的组织者和制作者。

　　记者：什么是假唱蔓延的温床？假唱会消失吗？

　　崔健：有一些受过很高教育的观众，会修饰自己的软弱，为假唱辩护，他们觉得不可能改变一个大的环境，他们是悲观的，把现实看得很低，把体制的不负责任看成是一种天灾人祸。真唱运动证明能够使现有的文化机制人性化，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不好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两面性的，有些人只看到阳光的一面，我们也能够看到，但我们肯定不会去歌颂这些东西，摇滚乐不是来唱颂歌的，我们发现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果我们不说出来的话，我们对不起我们的职业。

　　记者：您觉得摇滚乐具有揭示和反思社会的责任吗？

　　崔健：这不是摇滚乐的责任，如果说是摇滚乐的责任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责任。而且我觉得这个责任不是一个高调的东西，而是我认为是我生理上的一个感觉，有人时常会说两句话，时常会发个脾气，生活中发脾气的人是非常严肃的，我也是有这种需要。

　　记者：真唱运动的发起，是基于您对现实环境的这种真实的情感还是说基于您在艺术界里老大哥的地位，也有人说真唱运动是你的一个个人行为？

　　崔健：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功利的、低俗的，他不是就事论事，根本就不想我做一件事的原则和力度，总是怀疑我的态度和出发点，这要么是出于嫉妒，要么是一种软弱，他们愿意做时代的宠物，愿意接受时代的贿赂，他可以丢失一些原则去跟随一个时代，他们不愿去做一个原则性的判断，原则性的判断太辛苦，他们更愿意做一个动机性的判断，这是非常无聊的角度。

　　记者：您曾说过摇滚乐有三个敌人，体制、盗版和假唱，可不可以说摇滚乐的敌人就是您的敌人？

　　崔健：我自己做摇滚乐认为有这三个敌人，也有人认为做摇滚乐没有这三个敌人，有些人睁眼说瞎话，盗版不是敌人那就是说瞎话，假唱是一个概念问题，体制不是敌人的话那是因为他胆小，因为连演出审批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人们看重的是既得的经济利益，保卫一个民族的想像力，艺术的创造力也是国家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想像力，成天听伴奏带，成天唱卡拉OK，成天假唱，怎么去面对2008年，怎么让人说它有音乐才华？

....　　行动者是乐观的发牢骚的人才是消极的

　　记者：您对中国音乐发展的环境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崔健：面对现状我会做出一些非常悲观的假设，如果音乐形式继续视觉化的话，继续相信经济发展之后文化自然就会发展起来，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梦。亚洲很多地方经济都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文化的发展创造力远远还不如我们，他们破坏旧东西的能力很差，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很有想像力，破坏传统的能力，为什么我们要学没有破坏能力，只有包装能力的人？

　　行动者都是乐观的，发牢骚不干事的人才是消极悲观的，我们是在行动当中发表的言论，我们不是空谈，有人认为我们是出风头，或者说摇滚乐是一种破坏性的态度，而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摇滚乐破坏之后的这种建设。

　　记者：也有传言，您说中国摇滚不行了，既而生出了乐队之间的误会。
崔健：这种说法两年前就有，我的原话是中国摇滚乐不行，是因为盗版、假唱……有人就把后面的全截了，留下这么一句，再利用这句话搞一些江湖化的东西。

　　原来大家都以为做摇滚的是一个很固定的群体，我们认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这在一开始就是个误会，到了一定时候，群体的误会越来越深刻，人们互相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不愿指哪个乐队，如果说时代是一个主人的话，摇滚乐肯定是不愿意当宠物的，它肯定是一个烈性十足的野性的东西，有些人认为争当时代的宠物才会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中国摇滚表现出来的是一直都在互相演戏，其实在一开始就应该分得很清楚，没必要在一些利益面前突然出现这种江湖式的翻脸。

　　记者：您对中国摇滚乐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呢？

　　崔健：我充满希望，希望的力量来源于行动，我们不断创造新的东西，引导一些人去认识时代是可以人性化的。这应该是有想像力的人的时代，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也可以被代替，我们经常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经常下来之后会很不舒服，如果我们老是这样的状态演出的话，那么这个时代不应该属于我们这样的音乐人。

　　希望有一天能有年轻人打倒我

　　记者：有些人对您有误解，觉得您老了，却一直活跃在摇滚乐坛，霸占了属于年轻人的机会和空间。

　　崔健：年轻不年轻不是在年龄上做的加减法，年纪小的人也会腐朽。年轻人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的不服老，年轻人如果这么没出息，老让老的人自己下去，我觉得他们很老化了。所有的更新换代都不是客客气气的，一定是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下去，泰森要在比赛中被别人打下去，他才会让出拳王的宝座，谁能说泰森年纪大了，就应该自己把拳套挂在墙上，等另外一个冠军出现？所有的世界冠军都是打出来的，没有人是让给你的。我们不是轻易就会被打下去的，我们比一般人努力。

　　记者：那您希望看到有年轻的音乐人把您们打下去吗？

　　崔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的享受，如果被你佩服的一个人击中你会非常享受。我也希望80岁的时候能打败20岁的人，但我们被打趴下也很高兴。现在一些年轻的乐队做得也比我们好，可能是综合的东西确实不够，有些年轻人为了区别我们，故意在我们的强项上不下功夫，比如歌词和音乐的节奏上，他们不愿意去碰，我希望他们去碰，比我们做得还好。
现在很多年轻人依然喜欢你们的音乐，您也保持着非常年轻的心态，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很喜欢和80年代出生的小孩交朋友，他们就管我叫崔哥，我们之间什么玩笑都开，什么都能表达。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脆弱，他们也需要被打击，也需要有精神的力量来支持。我和他们之间最重要的是平等的关系，他们能从我们的音乐中听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的音乐有他们要表达的东西。

　　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心态变化也很大，这是非常邪门的邪门，你认为你是孩子的时候跟你有孩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而我看小孩完全不一样，你多年积累的一些东西他突然就有了，而他再加的东西是你没有的，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意外感特别多，每天都会有，这样特别好。当然也有失望，他会跟你一样斤斤计较，会以我们同辈人之间的方式攻击你。而当他不理你，不经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老了。

　　记者：您为中国摇滚乐呐喊了大半生，这种努力会坚持多久？

　　崔健：摇滚是一种理性的坚持直觉，其实捍卫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直觉总是会被第二感觉吃掉，就是对自己的恐吓和顾虑，自己的年龄、家庭、经济，都会去破坏你的直觉。我没有政治家的欺骗，没有社会学家的超理性、超情感，也不像一个艺术家那样只考虑技艺。做艺术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称自己是理性的直觉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