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教父”摇滚20年 |
转载自《北京电视周刊》 作者:王磊 |
....自1984年组建“七合板”乐队至今,“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从事摇滚乐事业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来,崔健在中国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作品的强烈批判性总能戳中时代隐疾,让一些人惶恐不安;作为第一位在全国各地展开巡演的内地音乐人,他所到之处都能掀起一股旋风,得到乐迷的共鸣与拥戴;而去年崔健发起的“真唱运动”一年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又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运动也似乎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支持和反对“真唱运动”的各界人士,由此引伸而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崔健目前正忙于新专辑的后期制作工作。他这张暂定名为《农村包围城市》的新专辑,将于年底出版发行。就在崔健为这张新专辑紧张忙碌的间隙,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崔健坦言,对于“中国摇滚教父”这样的称号他已经麻木,他更直抒胸臆说:“我提倡真唱,这决不是错的。我要让假唱者人人喊打!” 打磨4年,新专辑整体性很强 记者:你现在工作的重点是做新专辑吧?新专辑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崔健:还没有全部做完,正在做缩混。 记者: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新专辑? 崔健:这张专辑有将近一个小时的长度,这是一张整体性很强的专辑,希望给人一种很有整体性的感觉。 记者:新专辑为什么定名为《农村包围城市》?是想像你当年唱出《一无所有》给中国乐坛带来的影响那样,要带有一种“革命性”色彩吗? 崔健:现在新专辑的名字其实还没有最后确定,最终是不是叫《农村包围城市》,还要等发行的时候才能定下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新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性”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想叫这个名字,主要是对整张专辑的一个概括。 记者:你的上一张专辑《无能的力量》还是1999年发行的,时隔4年才出一张新专辑,不觉得时间间隔长了一点吗? 崔健:对我来讲4年出一张正好,因为我的专辑都是自己做,要下很多功夫在创作和制作上,这些都需要很多时间完成。 记者:你似乎比较喜欢Hip-Hop这种音乐,在你的新专辑中Hip-Hop成分多不多? 崔健:Hip-Hop在我的新专辑中成分比较多。其实用Hip-Hop,无非是把旋律放在前面,节奏放在后面,还是把节奏放在前面,旋律放在后面的问题。 摇滚20年,对“教父”称号已麻木 记者:从你1984年组建“七合板”乐队至今,你做摇滚乐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正是你年龄上的黄金阶段,你怎么看待这个黄金阶段? 崔健:这个所谓的黄金阶段,在商业上可能是这样。但对我来讲,音乐是一种生活方式,与市场上的成功没关系,我不认为我这20年是什么黄金阶段,我觉得很多职业都可以随着年龄变化。 记者:你觉得这20年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崔健:演出演得特别好,躺在沙发上,喝一杯啤酒,那时候感觉特别舒服。还有录音!录完一首歌时,来回听若干遍,这个过程我特别享受,感觉自己是主宰。 记者:这20年中最愤怒的是什么时候? 崔健:看着一个人睁眼说谎的时候,你还没办法,因为谎言的力量比你征服它的力量大多了。比如有些人为了阻止我的演出而编造一些谎言,他会给我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那时候我只能去骂。因为与其听他说谎,倒不如大骂一顿最让我舒服。但后来我发现这也许能给你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但不会有好的结果。比如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对艺术、对音乐家带有很大的偏见,他不让自己的孩子搞音乐。我和他针锋相对地争论,最后彻底激怒了他。于是他就给文化部写信,破坏我们本来就很少的演出机会。 记者:那么最痛苦和悲哀的时候呢? 崔健:认为自己虚弱的时候、不自信的时候。因为你身体的虚弱使你对自己很多缺点放大地看。最悲哀的时候是你不被理解的时候,但我发现这种悲哀的过程只要你是独立去度过,会成为特别好的创作基础。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待别人给你的“中国摇滚教父”这样的称号? 崔健:说实话我已经麻木了。“教父”是别人说的,我也没办法挡着别人。 记者:那你又怎么看待有些年轻摇滚乐手说要“打倒崔健”的口号? 崔健:很多人非常功利,总想着替代什么,我们小时候也没想过打倒谁。艺术不是政治,艺术家应该相互友好,使这一群体受到重视。我希望更多人重视真正的艺术,否则大家都偷鸡摸狗。中国摇滚乐目前的现状不是打倒崔健或者互相打倒,应该互相支持。 演出100场,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你以前曾做过摇滚音乐剧《给你一点颜色》,以后还会不会再做摇滚音乐剧? 崔健:如果有条件当然会做。做摇滚音乐剧这件事,不是排他性的,摇滚乐现场演出我在国内已经做过100场,也想做一些其他艺术。 记者:你本人比较欣赏现在的哪些新乐队? 崔健:现在的新乐队有很多风格不一样的,如果他们都做高质量的音乐,都应该被关注。我选择的比较适合我喜欢的风格,比如“子曰”,他们非常有特点,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意思。当然也有人觉得他们不好,我只是根据我的喜好来选择,并不表示别的乐队就不好。另外像王磊和“舌头”也都很不错。</P> 记者:现在怎么看待摇滚乐? 崔健:摇滚并不一定是商业,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投机,想发财致富而搞摇滚的话,那么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从摇滚中获得富有、取得成功不是唯一的目的。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心灵和社会的表现方式,它最有时代感。视觉化的东西是时代沉淀出来的泡沫,商业上的成功也是泡沫,摇滚因为人们耳朵的存在而存在,因为人们心灵的存在而存在。 记者:摇滚乐现场演出甚至可以说是摇滚的最大魅力所在,你怎么看待现场演出?这么多年来,哪场演出最难忘? 崔健:现场演出就跟一场非常充实的恋爱一样,像一次生命的享受,浑身出汗,面对观众是一种恋情关系,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每一场演出都不一样,重要的是舒服,与观众的恋人关系得到体现。在好多地方的演出都非常难忘,我早期的批判性比较强,后期的音乐更具有现代感,更适合现场演出以及和观众互动。现场演出就像开车一样,从一挡、二挡、三挡挂到五挡,你就会发现驾车的乐趣。音乐也一样,现场演出有种飞起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假唱绝对是体会不到的,假唱就是玩游戏,没有这种真实的快乐。我搞“真唱运动”,也是要问做音乐的人,是游戏还是真实?如果谁觉得我搞真唱的现场音乐方式过时,那他就是错误的。 记者:你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在北京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今年或者明年有希望在北京举行个唱吗? 崔健:实际上我从来没有间断过在北京举行个人演唱会的努力,可是却给很多人造成误解,好像我不争取一样。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的努力,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具体什么时候能在北京开成个唱,我也并不清楚。作为我个人来讲,当然是希望越早越好。 奋斗若干年,要让假唱者人人喊打 记者:现在整个华与流行乐坛都是一片R&B之声,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崔健:R&B是美国一种老的音乐形式,比较适合东方人的口味,更适合炒作。我对主流乐坛和主旋律这“二主”不感兴趣,所以不太清楚是不是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全都充斥着R&B。中国乐坛受韩流、日本、港台的影响太多,并不是音乐家喜欢R&B,对于做音乐人来讲,会觉得R&B简单,真正的R&B与流行音乐还是有区别的。中国人做R&B也就是比较注重视觉化,比较好包装,中国人做的R&B很多都是伪R&B。 记者:现在在中国一个不争的现状是,老百姓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听到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的R&B 那样的“口水歌”,而不是摇滚乐,你怎么看待这样的现状? 崔健:对于“老百姓”我们该怎样定义?广大农村和城市的老百姓是不是有区别?城市里听歌的大都是中学生,“口水歌”就是流行的,有的地方老百姓能听到的歌有局限性,有多少电视台放的音乐,是公平摆到观众面前的?电视台更像是港台音乐的马仔队,只知道推崇港台音乐。这完全是人为的。我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想要整谁,而是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思考。商人把市场弄得很清楚,他们只研究消费人群,而不是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是政治文化,有谁研究过政治文化和摇滚乐创作之间的关系?加上真正搞摇滚乐创作的人没机会进入主流媒体,这都是应该被重视的。 记者:你给人的感觉是似乎总是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就像你去年发起反对假唱的“真唱运动”,有不同的声音说你是在自我炒作,甚至也有说风凉话的、暗地里放黑枪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崔健:关于假唱还是真唱,这就好比像是你愿意裹小脚还是做大脚婆,你要是想做小脚婆,就别说做大脚婆了。那些说我是自我炒作的,他们关注的是媒体效应,怕媒体漏了他们,不关注他们了,我一开始想都没有想过“真唱运动”会引起媒体这么大的关注,这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说的是对还是错,你只要把裹脚布给拆了,大大咧咧走走路感觉一下是不是舒服就行了!可是他们就是不去做,这太无聊了!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真正的大脚婆太少了,等到大家都反对假唱时,这就变成大家的事了,就不会认为我是自我炒作了。他们那些既得利益者还停留在献媚阶段,拒绝个性解放,个性解放这种想法在其他地方不缺,只有在中国缺。我只能说他们对“真唱运动”这件事的理解有偏差,而我提倡真唱,这决不是错的。 记者:你希望“真唱运动”达到什么样的局面就算是你期待中的理想境界了?是国家立法还是老百姓都对假唱者像对待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 崔健:人人喊打当然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好的!我听说年初“两大”已经有人提出真唱立法的问题了,反对假唱,提倡真唱,这实际上是很多音乐家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我提倡的“真唱运动”只是加入这个事情呼声最近的一个活动,反对假唱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发起的,是好多音乐家共同的奋斗目的。那些假唱者在表演上偷工减料,是很多人从个人的目的出发,他们反对“真唱运动”,是因为“真唱运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恐惧。等到大家都认识到假唱的危害时,就会对所有假唱者人人喊打,那样的话,“真唱运动”就没有白做! |